上海书评︱陈爽：石刻与北魏史研究

本文首发于2017年3月11日《澎湃·上海书评》（），请点击上方蓝色“上海书评”关注我们，或下载“澎湃”APP订阅。

编者按：自2005年启动《二十四史》《清史稿》修订工程以来，2013年启动《史记》第一修订本，2015年修订《旧史》 《五朝史》和《新五朝史》在上海书展上首次发布，修订版《辽史》于2016年出版。今年3月，修订版《魏书》将出版值此再次与读者见面之际，《上海书评》组织了北魏专题，由六位学者带领我们从不同角度审视北魏历史。本文是专题的第六部分。其他相关文章，请点击以下标题阅读：

北魏作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起源于边疆部落并最终成功进入中国正统序列的王朝之一，具有许多有别于中原传统王朝的特点，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价值。研究魅力。 然而学界对北魏历史的探索却充满艰辛与无奈。 描述北魏历史的传世文献极为缺乏。 研究者每天面对的基础史料几乎只有一本《魏书》。

《魏书》是北齐时期编撰的正史书。 全书130卷，百万余字。 体例比较完整，内容也比较充实。 堪称二十四史中的一大巨著。 然而，这样一部历史著作有很多固有的缺陷。

首先，《魏书》是一部骂名千百年的“肮脏历史”。 作者魏收因狂言“举之则上天，压之则下地”，成为无良史家的典型。 抛开个人品德和才干不谈，魏朝征史时所能接触到的北魏历史，很多都被严重歪曲了。 北魏建国之初，早期部落的各种违背中原伦理、“民族化”的历史事件都被刻意掩盖。 这使得受命修史在北魏成为一项高风险的任务。 此前邓原写《国记》而被杀，后来崔浩因修复国史而入狱。

其次，《魏书》保存不完整，是经过反复修复的残片。 现行《魏书》虽保持形式完整，但存在叙述不一致、庙谥混淆、内容不一致等诸多问题。

更令人沮丧的是，与晋南朝有很多私人历史著作可以借鉴不同，北魏“法制严格”，官方严格控制历史话语权，做不允许独立于官方政府的私人国家历史作品存在。 除了这样一部蹩脚、不完整的正史之外，中史部流传下来的描述北魏历史的文献也屈指可数。 《北史》的直接文献来源是《魏书》。 只有少数“文省”和“增事”。 另外，中史部目录中有关北魏的历史传记极少，均已失传。 就连《洛阳伽蓝记》、《水经注》等与北魏历史事件有关的外围史料也少之又少。

令人欣喜的是，北魏石刻史料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分布广度都远远丰富于晋南朝，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 所谓石刻史料，是以石头为书写材料，在石头上雕刻、书写的，承载一定语言内容的书面史料。 具体来说，北魏时期主要记录墓志铭、碑文、造像，还包括经柱、柱铭、石塔、墓砖等。

以墓志铭为例。 由于新墓志铭层出不穷，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志铭总数没有确切的统计。 保守估计有1300多平方米。 按埋葬年代划分，北魏墓志铭占一半以上。 此外，世界上尚存有约1800尊雕像和一定数量的铭文。 大量的石刻文献除了所谓的官方历史书写之外，还呈现出北魏历史更加丰富的内容和更加丰富多彩的细节。

中国古代石雕的制作和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 对于不同的历史时代，石刻文献在史料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很大不同。 就北魏历史的研究极其缺乏基础史料而言，石刻文献不仅是传世文献的重要补充，也是认识和了解北魏历史的另一个窗口王朝，与传世文献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墓志铭：北魏官僚贵族合影

在北魏石刻文献中，墓志铭是最广泛、也是研究者最常用的史料。 墓志铭是作为陪葬品埋在坟墓中的一种记录墓主生平事迹的文献材料。 北魏墓志铭的时间和地域分布很不均匀。 北魏初期墓志铭甚少。 墓志铭绝大多数是孝文帝迁都后出现的，大部分出土于河南洛阳。 在所有墓志铭中，北魏氏墓志铭数量最多。

崔京龙墓志铭

20世纪之前，北魏墓志铭很少，其出现大多是出于偶然。 例如，《崔景庸墓志铭》是清朝康熙年间河北安平农民打井时发现的； 《刁尊墓志铭》是清朝雍正年间，河北南皮县人们在清理一座古庙遗址时出土的； 《张悬墓志铭》出土时地点不详。 为避康熙殿的忌讳，以墓主人的名字改名为“张黑女墓志铭”。 当时的人们对墓志铭书法的兴趣大于其历史内涵。 这些出土的早期墓志铭已成为书法史上的名篇。

清末民初，墓志铭的出土数量急剧增加，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顶峰。 海外收藏家的抢购，国内文人墨客对魏碑的追捧，都导致墓志铭的价格疯涨。 洛阳邙山的北魏贵族墓地经常被盗，不少文人墨客竞相收购。 渐渐地，除了书法之外，学者们开始更加关注墓志铭所承载的历史信息。 这一时期的主流研究仍然属于传统金石学的范畴。 金石大师罗振玉在其《学堂金石碑文跋》、《石教录》、《辽居稿》等著作中，以碑帖、跋文的形式对双方墓志铭进行了详细考证。 他还敏锐地意识到新出版的墓志铭对于修订《魏书》的重要作用，开始利用墓志重新整理《魏书》中最残缺的《族传》，并短短几年就写出了《魏氏族谱》。 《笔记》、《魏氏传注补》、《魏氏族谱表》等。

一般来说，墓志铭只是当时少数文人把玩的雅物。 像罗石这样既有学术能力又有财力的学者，更是凤毛麟角。

《汉魏南北朝墓志铭集释》

赵万里1956年出版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铭集》是对魏晋南北朝墓志铭划时代的系统记述。 书中几乎收录了当时能查到的这一时期的墓志铭，共362篇，其中大部分出自北魏时期。 他们按类别相互关注。 每个墓志铭都有解释和插图，使学术界了解魏晋南北朝墓志铭。 研究首次有了可以放心引用的“标准卷”。

但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中，学术界对北魏历史的关注仍然集中在鲜卑族起源、都城汉化、平权等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上。土地，以及魏末的农民起义。 几乎没有人关注墓志铭史料。 除姚维源先生的《北朝胡姓研究》等个人著作提及此事外，大多数论文和专着很少引用。

20世纪70年代初，中华书局出版了《魏书》校勘本。 主持编撰的唐昌儒先生尝试利用墓志铭史料，系统地纠正了《魏书》中的文字错误和历史遗漏。 《魏书》校勘笔记中，引用了《金石集》、《墓志铭集》等金石著作中的数十处新史料。 用墓志铭编史虽然不完全符合传统校勘的体例标准，但对于研究史料匮乏的北魏历史却极具价值。 还开创了古籍整理的新方式，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学术风格发生了变化。 大多数学者对北魏墓志铭的了解非常有限，对墓志铭的系统整理和研究成为当务之急。 1990年，赵超先生撰写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铭汇编》出版，使普通学者的案头上有了说明文字，可以快速查阅。 家慧雪琳是不可或缺的。 罗欣、叶伟2005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墓志铭新证》，收录了1986年至2003年在各类文物、考古杂志上发表的墓志铭90多篇，其中北朝墓志铭40多篇。魏朝。 每个墓志铭都有解释和考证。 毛元明2009年出版的《汉魏六朝碑注》是一部融合了汉魏六朝墓志铭传统记载的著作。 上述书籍，与洛阳市文物考古队编着的《北魏洛阳出土墓志铭选集》和《新中国出土墓志铭》各卷的插图和说明文字相结合，构成了相对完整的科学完整的系列墓志铭描述。

新世纪之初，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扩大、盗墓走私猖獗为主要动因，北魏墓志铭的“出土”迎来了第二次“井喷”。 随着商家牟利，虚假记录和延期不可避免地蔓延开来，鱼龙混杂。 情况。 许多私人收藏的墓志铭被有识之士收入《河洛墓刻》、《芒洛碑三百种》、《洛阳新得七朝墓志铭》、《考证与失传的秦晋新墓志铭》等。及续（主编）等书构成了另一系列记述。随着新墓志铭的不断出现，相关记述也在不断更新。2016年出版的大型记述包括《北国藏品目录》 《朝代艺术研究院·墓志铭》和《墨香阁北朝墓志铭集》。

已出土的数百块北魏墓志铭令人印象深刻，形成了一组北魏上层官僚贵族的肖像。 他们有的是《魏书》中的著名人物，有的是历史传记中完全缺失的人物，有的是正史中只提到名字的人。 其仕途不明。 墓志铭的发掘可能会纠正历史传记的错误，填补历史传记的空白，或者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线索。 层出不穷的墓志铭史料极大地启发了学术研究，直接引领了北魏史的研究方向。 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墓志铭的研究已从涓涓细流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学者，学者们纷纷研究金石学和金石学。 知识，争前流。

研究墓志铭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从单方面墓志铭的考察和解读开始。 按照传统金石学的标准，主要内容是断句、考文、官员、墓主的传记。 还研究墓志铭的材质、形制、层次。 将对发掘形式、发掘时间、地点等因素进行全面考察，并通过与传世文献对比揭示其历史背景。

崔昂墓志铭

墓志铭史料对北魏历史研究最直接的推进就是对士族个案的研究。 活跃在北魏王朝的重要家族有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昭君李氏、弘农杨氏、上谷寇氏家族，均有相当数量的墓志铭出土。 另一个重要进展是对官制的研究，如通过墓志铭对北魏贵族制度的变迁进行总结和归纳，探索《史记》等历史传记中未明确的北魏初期官制。知勤”和“玉珍”。 此外，我们利用墓志铭记载的地名进行历史地理研究，还原北魏的城市结构和乡村聚落，利用墓志铭中发现的家庭成员信息进行社会历史研究，考察诸如如北魏人口的寿命、家庭结构、妃嫔关系、妇女地位等。 ，都是墓志铭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元勰墓志铭

近年来，单纯以史料证明历史、以史料补充历史，已​​不能完全满足深入研究的需要。 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对墓志铭进行综合研究，比如通过同一家族不同家谱的叙述前后的变化，来探究其伪造和仿造。 家谱的具体过程，比如通过墓志铭的第一个标题和最后一个注释来恢复家谱的原文——这一努力被陆阳教授概括为“从内容和方法相对简单的史料研究到墓志铭的内涵“综合史学分析”。

墓志铭文献对研究者的意义远非添加一些文字史料那么简单和直接。 墓志铭具有文献和文物的双重属性，让研究人员通过墓志铭获得一种传世文献、史料无法替代的历史体验，也就是所谓的沉浸式历史“存在感”。

我举一个笔者研究“河阴事件”的例子：公元528年，齐胡酋长尔朱荣屠杀了北魏王公大臣2000余人，造成了“灭尽所有”的河阴悲剧。官员们。” 我从《魏书》等历史传记中查找了五十、六十位著名的河阴遇难者，编撰了三十多篇河阴遇难者墓志铭。 由于埋葬遇难者时朝廷还承受着尔朱家族的高压，就连深埋地下的墓志铭也只能对河阴事件保持沉默。 ”、“死在皇位上”、“终于死了”、“遭遇叛乱”，只有墓主生命结束的时间整齐地指向“建义元年（五台）四月十三日”。

审视这几十块墓志铭牌，让人仿佛走进了1500年前洛阳北邙一望无际的新墓：死者中有担任过宰相、辅佐的大臣，也有刚开始做官的年轻人。 ; 有文士，有武将； 有贪官，也有清官； 有一起死去的父子，有一起死去的兄弟，每一个死亡的背后都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一个遭受重创的家庭。 按照最保守的估计，河阴被杀的官员数量占北魏所有官员的七分之一，占京城所有官员的一半以上，而且个个都是高级官员。 北魏上层精英几乎被彻底铲除，留下的权力真空很快被后来崛起的六镇武士填补，注入了又一股“塞外蛮族的血液”，北朝历史从分裂走向重新整合。 冰冷的墓志铭承载着北魏末期朝廷和民众所有人的恐惧、崩溃和绝望，真实记录了中世纪历史上这场残酷血腥的《权力的游戏》。

官石刻：北魏时空坐标

与深埋地下的墓志铭不同，石碑石刻矗立在地表，形状庞大，更容易受到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 北魏代代相传的著名碑碣，如《孝文帝雕笔干文》、《郑文公碑》、《惠福寺碑》等，要么是后人重刻的，要么是有已丢失且数量有限。 近年来，北魏碑刻特别是北魏早期官石碑刻的发掘和整理取得了一些突破。

嘎仙洞远景

嘎仙洞近景

“嘎仙洞朱文”的发现可以说是20世纪北魏初期历史研究中最重大的发现。 据《魏书·礼志》和《武洛侯传》记载，拓跋鲜卑的祖先居住在大鲜卑山旧墟石室里。 北魏真君太平四年（443年），太武帝拓跋焘遣中书侍郎李昌到此进贡，刻石祈福。 不过，对于石室的位置，历来众说纷呈，并没有最终的定论。

1980年7月，时任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站长的米文平先生根据《魏书》的线索反复推敲，坚信所谓的石室应该是一个天然洞穴，而不是一个天然洞穴。一座人造建筑。 基于此，他把目光投向了隐藏在大兴安岭北部密林深处的嘎仙洞，先后四次游览。 终于，一个夏日的午后，借着洞口透出的微弱光芒，他在石壁上发现了李昌珠。 艺术。

伽仙洞加持

嘎仙洞石壁铭文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 证实了所谓的“大鲜卑山脉”就是现在的大兴安岭，拓跋部就是从这里南迁的。 这基本上解决了北方民族历史上多年来悬而未决的一个学术案例，为研究东胡部落的进化史提供了准确的地理坐标。

参观北魏东巡碑（陈爽2010年11月摄）

北魏东巡碑残石（陈爽2010年11月摄）

“东巡碑”是北魏太炎元年（435年）冬太武帝在徐水所立。 当时，他先率军东巡河北诸州，然后西回平城。 当他行军至徐水谷时，即兴表演射箭技巧。 ，刻石纪念功绩。 东游三碑在《水经注》中有记载，但其拓片直到民国时期才为学术界所知。 至于碑石的立碑地点以及每块碑石的具体情况，都没有确切的资料。 北京大学罗欣教授曾于2002年、2009年、2010年多次沿徐水河两岸考察，确定了纪念碑的竖立位置。 在当地文史爱好者的帮助下，他获得了东巡纪念碑的底座和残石。 为研究北魏初期的历史和制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南巡碑”是北魏和平二年（461年）文成帝在灵丘所立。 碑上记载着随行官员的名字。 山西考古学家历时数年反复搜寻，发现残存古迹十余处。 经过张庆杰先生等人的反复研究，将残存的一些碑石拼凑起来，并对碑上的文字进行了部分修复。 全碑共2500余字。 碑的背面详细记载了随行文武官员的职务、姓氏、宗族等。 官吏有内阿干、折赫镇、胡罗镇、于镇、内行内孝、内行令、内三郎、内行内三郎、内阿干、内都庄将、内小庄将、三郎庄将等。 、耶鲁真庄姜、和浑图洛沃等，在《魏书·关氏志》中均未有记载，仅在《魏书》各卷中偶见个别官衔。 北魏初期的官制名称不详，主要是由于资料缺乏。 掌握这批珍贵资料，对于深入研究北魏初期官制及其起源与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北魏官刻石刻的几项重大发现有一个共同特点。 它们并不是偶然的偶然发现，而是学者们根据传世文献提供的线索，经过反复筛选、确认，进而进行实地考察后得到的重要成果。 官方石刻所承载的历史信息的重要性与普通个人墓志铭的内容不同。 即使是几句话，往往也能引出或解决许多重要的历史问题。 多处北魏早期官刻石刻的发现，为探索北魏发展建立了清晰明确的时空坐标。

造像笔记：北魏人民生活场景

如果说北魏碑文、墓志铭的主人基本上都是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主要反映的是北魏上层社会的历史，那么雕像记录中所呈现的阶级和阶层相比之下，北魏的疆域要宽阔得多。

北朝佛教兴盛，弘扬佛像成为全民参与的社会活动。 佛像雕刻完成后，资助者往往要求工匠在佛像的底座、背面或侧面雕刻文字。 这些文字主要包括时间、原因、祈愿以及施主的姓名，这就是雕像的创作记录。 从造像记载中的称谓来看，参与造像活动的人群包括官员、僧尼和普通民众。 除历史传记中提及的少数官员和极少数僧人外，绝大多数造像者都默默无闻。 清末以前，除“龙门二十品”等少数皇家造像上的题字成为书法经典外，大部分造像广泛分布在北方许多荒芜的村庄和寺庙中。 他们饱受岁月的侵蚀。 由于碑文冗长，书法粗糙，内容繁杂，文字繁杂，缺乏文雅和训练，一直是传统金石学家视为“无录”的鸡肋之物。

北魏罗道明碑

现代学术中最初使用雕像铭文是从艺术史的角度出发的。 大多通过铭文确认造像的地点、年代、内容和风格。 对于历史研究来说，造像记录大多只是程式化的祈祷词和众多枯燥的标题，分散且难以使用。

第一个在雕像的历史运用上取得突破的人是马长寿先生。 1965年完成《碑刻中的先秦至隋关中部落》一书。 他通过文献和碑刻的相互印证，分析了从先秦到隋初各部落的历史。 关中少数民族部落两百年来的历史变迁. 他在《北魏初期李润强与北魏造像的四种命名方式》一章中，将北魏造像分为四类：家族成员造像、同族人造像和人物雕像、同族异姓人物雕像、异族异姓人物雕像，深入剖析了羌族的家庭构成、婚姻关系、羌族的迁徙和混居状况。本书将包括雕像记载在内的看似零散的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解决了中世纪部落研究中缺失的环节，成为中世纪民族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社会史学的兴起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与明清社会史研究的繁盛、史料众多相比，中世纪社会史则显得相对沉寂，史料零散、稀缺。 成为一个问题。 侯旭东先生出版《五六世纪北方民众的佛教信仰——以仙记为重点的考察》，对1600多件造像记载进行了统计分析，系统研究了普通百姓的佛教信仰当时在北方。 情况。 笔者之所以将《造像记录》作为新的史料引入，首先是因为造像活动涉及的人群非常广泛。 与在历史传记中扮演主角的皇帝和将军不同，除了一些官员和僧侣，其中大多数是未知的人。 其次，制作活动的雕像直接反映了创建雕像的人的愿望和理解，而不是法院或僧伽所发挥的影响力的结果。 在某种程度上，雕像记录是历史上以自己的方式的声音。 历史学家可以从他们那里理解该地区人民的处境，并完全理解和理解“这些文件中缺少的所有生物”。

在2005年出版的《北方王朝的村民生活世界》中，作者进一步扩展了这种研究方法，并试图整合诸如雕像和墓志铭，与历史文件相结合的历史材料，并以“村庄”为核心来分析核心它与国家，县和帝国法院之间关系的关系，例如在雕像铭文中使用北部王朝的村庄名称来检查村庄的时空分布，并研究北部王朝的基层社会及其与官方社会的互动，以及北部王朝人民的民族概念以及对宗教皇帝，法院和国家的认同的看法。

这项研究极大地改变了中世纪社会历史的研究模式。 在这种影响下，其他学者还有意识地尝试了雕像记录研究中的社会历史研究的观察观点和研究方法，恢复了北魏王朝的家庭结构，并就妇女和妇女身份和地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中世纪民间协会。 通过调查，北魏朝北部人民的日常生活场景变得越来越清晰和完整。

不断增加的石头雕刻历史材料显示了北魏王朝历史的广阔空间。 但是，石雕文件的破碎和不确定性也使研究面临着导致绵羊失去的“分散”的隐藏忧虑。 尽管新石雕的数量很大，但它更像是数量的积累，无法撼动通过文件所建立的现有历史事实框架。 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并努力避免放弃基本并关注最后的功利研究趋势。 随着“新历史材料”的出现，“新问题”并不总是会自动出现。 研究观点的转变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必须基于对“魏书”等基本历史材料的准确掌握。 俗话说：平板电脑，墓志铭和雕像上的铭文是帝国官僚主义的地方； 如果石铭文很重要，请首先阅读“魏书”。